谈谈我的表演----赵丽蓉（上）
我接到许多观众和各界同志们的来信，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和要求，其中有许多同志让我谈一谈创作经验。我并不是谦虚，我真不会谈。上台演戏可以，但一让我谈理论就不行了。因此我在这里谈的不能算是什么经验，只能作为感想。
我是河北省宝坻县人，从小就跟随姐姐芙蓉花学戏，学的是青衣花旦，那时就演过不少戏。解放后，我参加了总政领导的解放评剧团，五三年转入中国评剧团(五六年改为中国评剧院)。从解放评剧团起，我一直和新凤霞合作。过去我没演过彩旦，一开始让我演《小二黑结婚》中的三仙姑，我心中真有点别扭。但是从政治上考虑，觉得应该要求进步，个人服从大局，因此也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。我根据导演对剧本、对人物的分析和要求，反复地理解，反复地琢磨。我体会，三仙姑这个人物在解放前的农村中为数虽然不多，但很典型，她代表了一类人。她们好逸恶劳，装神弄鬼，靠唬弄愚昧无知的群众过日子，就是跳大神的巫婆，也免不了有一些风流韵事。但是她们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敌对分子。有了以上这些分析，我便开始琢磨她内心的活动，设计她行动的表现：
解放了，虽然落后的封建意识在群众中没有完全肃清，但群众已经不信鬼神，三仙姑的好年头也一去不复返了。从年龄到社会的变化对她都不利。怎么能不使她惋惜和哀伤呢?因此我设计了三仙姑对着镜子梳妆，背着人还搽脂抹粉等动作，以表现她试图遮掩面颊的松驰，找回自己已经失去的风韵的心理。我抓住这种心理状态，设计了拔白发这一动作:对着镜子，在黑发中扒拉了半天，把一根白头发牢牢地捉在手中，然后在手指上绕了几绕，用力一拔。我的动作稍一夸张，大弦配合“吱”的一声响，效果就非常突出了。接着，我又唱道:“树老皮厚叶儿稀，脱毛的凤凰不如鸡，二十年前当媳妇，戴鲜花，穿绿衣，巧打扮，好梳洗，下神看病真麻利……”这样就把三仙姑的内心世界充分暴露在观众面前。
我创造的三仙姑这个角色。在当时有许多剧团来学习，领导和同志们给我很多鼓励，这使我坚定了向喜剧人物领域探索的决心和信心。
还可以举一个《凤还巢》的例子。我在这出戏里扮演大小姐。大家都知道，戏中的二小姐长得如花似玉，又聪明伶俐，知书识礼。而大小姐又蠢又呆，十分丑陋，就因为有亲妈妈撑腰，因而处处想拔尖，占妹妹的便宜。然而自己既没有妹妹的本领，又没有妹妹的长相。我在戏中抓住了人人都爱美，而丑人更爱美的心理来塑造人物。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，一般的丑人总认为浓妆艳抹才能弥补自己的丑，却不知反而更夸大了自己的缺陷。因此我把大小姐打扮得侉里侉气，脸擦的红一块，白一块，眉毛又粗又黑，头上扎一个用钢丝绕成的大蝴蝶，颤颤悠悠的象风摆柳又总假装斯文，实际俗不可耐。所以观众看了要发笑，甚至连扮演二小姐的新凤霞同志也说:“实在受不了， 不敢看，一看就得笑出来。”在“洞房”那一场，当大小姐发现洞房里不是英俊的穆居易，而是朱千岁时，简直不敢相信，揉揉眼睛再仔细看时，才知道上了当。朱千岁也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想娶的美貌小姐，二人都觉得弄巧成拙了。但事已至此，毫无办法，各说各的背供话。但这里不同于一般的背供处理，而是用男女声二人重唱的办法`。我和饰朱千岁的宋长文同志的这一段二重唱，大家都认为表现人物合理恰到好处。
在生活中观察，要捕捉各种人的特性，作为自己扮演人物的生活依据。喜剧人物的夸张，也应该是在情理之中。我在表演中尽量摒弃一般彩旦容易出现的一些单纯形式上的夸张。
比如《花为媒》中的阮妈这个人物，在旧社会本来是主角演的，如白玉霜演阮妈、而小白玉霜演张五可，喜彩莲也演过阮妈。但解放后评剧院演出的《花为媒》剧本本身就修改得很好，思想意义提高了。人物也重新进行了安排，阮妈这个人物也就由主角变成了配角。过去的阮妈有很多地方是为了抓哏，也有许多低级趣味的东西。如自报家门时的一些没意思的语言，拿着梆子槌当烟袋的情节等等，墓本上就是一个走街串巷、保媒拉纤的封建媒婆的形象。而改编后的新剧本有了很大变化，我认为现在的阮妈，已经是一个性格直爽，为人热情，富于幽默风趣，具有智慧和正义感的反封建的人物了，她的保媒是为了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因而尽力成全了张五可和王俊卿的婚姻。对于这样一个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角色，我刻画时一方面努力在表演上学习前辈老演员的精华，如她们台步走得美，身段漂亮，眼神运用得自如，嘴皮子上有功夫等等这都是我需要学习和继承的财富。同时我也尽量地做到了不留下旧彩旦在形式上过分追求的痕迹，不使阮妈的表现太过火，太夸张，更不让她搅乱张五可的戏，去喧宾夺主，而是根据阮妈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，处处照顾张五可，把阮妈既怕小姐看到有人相亲，又怕被员外知道的紧张心情表现出来，这是“花园”一场的关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