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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怀念我的四合院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作者：新凤霞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来源：《纵横》1997年第11期

       听说王府井已拆得没有模样了，我想起了我们的四合院。现在我们住在四层楼房！我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残了，三十几岁就被迫害得不能唱戏了。因行动不方便，我随时都想着我们的四合院。
       1949年祖光受周恩来召唤从国外回到北京建设祖国。第一件事就是交给他的好朋友邓季惺、陈铭德夫妇一笔钱买家具，先寄放在他们家中，后买房子。邓季惺大姐和丈夫陈铭德是《新民晚报》的老板。刚刚解放，他们夫妇住在西城石碑胡同一个四合院里，这房子好漂亮啊！前廊，后厦，走廊，游廊，满院子花草。我觉得北京的四合院是最舒服的房子。
       当时很多作家买房，艾青买的是在东城豆腐巷，老舍买的是奶子府，赵树理和祖光的是在东城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，祖光买的是9号，赵树理是6号。
       祖光这所四合院很讲究，外边是两扇圆大门、敞开能进汽车。通过一条小道，高台阶红漆门。门道转过去一个小拐弯圆月亮门，有个方小院。四扇门才进到里院。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面是房，北屋七间。东西屋各三间，南屋也是三间，靠外院一单间，正房北屋厢房，东、西都是小单间。院于很宽敞，外院墙有爬山虎。北京四合院讲究“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”，进大门有影壁墙，小院有两盆石榴树，红石榴花可鲜红了！相配四盆白玉簪花。里院有四棵凤凰树，过房高的海棠树，白紫色的丁香，靠南墙白玉兰、葡萄架、石桌、石墩，数不尽的各种盆花。大院子可以排戏、练功和孩子们跳绳。祖光还为孩子在大院里摆放了一个乒乓球案子。同学们常来打球。
       住四合院种果木树，秋天结了果子就要人受累了。好在那时有我婆婆操心，指挥管理。最伤脑筋的是果子成熟季节，邻居家孩子上房摘果子，来回跑，踩得房檐嘎嘎喳喳的响。我的老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式善良老人。她站在当院，仰面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地对着房子上跑的邻居家孩子说：“你们快下来，别在房上跑，摔下来可不轻啊！”孩子们仍在房上跑。婆婆站在院子中大声说：“你们下来，要葡萄、要海棠我让老何给你们摘一筐下来吃，好吗？”孩子听了高兴地说：“吴奶奶我们就下来……”孩子们下来高兴地等着。老何是我们家男工，孩子们吃饱了跟老何说：何叔叔我们走了，等着你再给我们摘海棠……。      
      这些邻居的孩子，都是我儿子的同学，他们都喜欢我婆婆。婆婆指挥着老何、孩子们把摘下来的葡萄、苹果分送给邻居孩子们。春天院子里各种花开了，又要把花一把把捆好送给亲友。这四合院在旧协和医院旁边，房主原是协和的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。
       1949年后她搬进协和宿舍，把这所四合院给亲戚了。祖光从她亲戚手中买来的。院子整齐讲究，最洋气的是厨房，自来水龙头很多，墙壁是白瓷砖，大炉灶内一个很讲究的烤箱，箱内有好几层烤盘。祖光买来这所房子，首先是修缮，北屋正面是客厅两间套间，重新改了。把旧木格窗户改成落地玻璃窗，开开窗户可把四脚带轻轱辘的大床推出来乘凉。这间睡房在整个四合院中算是洋式风格。北屋向东屋打通了，从北屋跨进去洗手间。出了洗手间，通向厨房、餐厅。厨房又跟东房通着。我们在这屋中间吃饭，打通了从厨房送菜方便。
       北屋是我和祖光住，东屋是女儿霜霜和带她的阿姨住。西屋是公公婆婆住。两个女工和一名男工老何分别住在东西边的过房，一排三间屋两个儿子住，还做祖光的书房用。另一间南房作客房。
       院里种有六盆昙花。1956年六盆昙花同时开花，有一大盆开了两朵花，夜里在院当中拉了几个电灯，照的全院子好亮啊！亲戚朋友来看昙花一直热闹到深夜。
       婆婆偷偷跟我说：“凤霞呀，花开了这么多，这叫‘花怕开绝了，国家不太平’啊！”婆婆讲，卢沟桥事变那年，家里种了昙花，也是开得十分茂盛，国家就打了仗。“唉，国家可不能再出事呀！”她真怕那兵荒马乱的日子。
，     院里一块块方砖，都是祖光亲自选择设计请人装好。每一间房子都换了新式玻璃窗格子。洗手间，小厢房都换了磨砂玻璃。为了射进阳光，北屋到东屋，过房房顶都装了玻璃房子大，室内摆设很重要，幸好祖光已托邓季惺大姐买了整套红木家具。紫檀木大木床带有炕桌，脚踏，条几，八仙桌。明式书桌椅子。祖光和我各有书桌，都带有脚踏，大书柜占了半面墙。
       墙上面的字画也都是祖光一件一件地选择并挂好的，房内的各种花都是我摆放，多么晚回家，我也是亲自浇了水才放心。我养的各种吊兰，很多朋友都羡慕。

  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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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那时祖光正在拍梅兰芳先生的舞台艺术电影，请来苏联摄影和美术专家，经常跟祖光研究讨论剧本拍摄问题。苏联专家说：“你们这所四合院好，显示艺术家的水平，我真羡慕极了。中国艺术家真幸福。”
       四合院对我们两儿一女也是真好玩的环境，他们的同学也常来我们家玩，一起做功课、一起下棋、一起打乒乓球，最开心的是唱戏玩，动刀动枪，对打有时把玻璃打坏，我就生气，祖光说：“玩起来就不顾这些。破了，再配上，不要叫孩子同学觉得家长太凶。”孩子同学的父母很多都是附近工作的。
       有一个叫张生的，父亲是协和医院工人；他和东安市场一家饭馆职工的儿子比赛打赌喝猪油，厨师的儿子一口气喝了两碗猪油，喝的满脸通红，老婆婆看见这孩子要生病就给他吃西瓜，孩子回家拉肚子，他母亲问他：“是谁叫你喝的大油，又是谁叫你吃的西瓜？”他说：“是马家庙四合院的吴奶奶。”从这以后，儿子同学来玩都爱说：“去四合院，吴奶奶给西瓜吃。”
       我家成了这个胡同小孩聚会的大杂院了。孩子在院里玩，有的吐了，有的剪了碎纸扔在地上，扔西瓜皮，把院子搞得很乱，老何轰他们说：“这些讨厌的孩子都给我滚出去。”穷厨师的儿子，他轰赶，干部的儿子却一个不敢说。祖光生气了，他认为对人对事要公平。后来祖光找老何谈了一次话，让所有的孩子随便来我们院子里玩，不能轰。因为四合院是这个胡同比较大的，街道居委会也常在这开会，无论来多少大人孩子，我们的老婆婆总是热情欢迎。
       住四合院最伤脑筋的是每年都要修缮，换房瓦，上油漆，修墙刷石灰，搞得满院子都很乱。这时祖光亲自泡茶照顾工人们休息，在门道铺好席子让他们休息好，并给他们送糕点水果，安排吃饭。祖光对阿姨们说：“人家是给咱们干活的，一定要人家心里高兴。”祖光还常常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聊天，后来成了朋友。
        1957年，多少人一下子成了罪人，正如赵树理说：“祖光是个好人，也爱国呀，他的家遭了大难。”祖光被送到北大荒，我为祖光保住了一家老小。苦度了3年，祖光回来了，四合院仍然是那么整洁干净，祖光不忘劳动，拾起扫把扫地，接起水管子浇花，不断地为四合院门窗上油漆，房上换瓦，上墙灰。信心百倍想把四合院修建好。
     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们这个四合院遭了难，多次被抄，砸坏窗子，玻璃碎了满地。中国戏曲研究院，中央美术学院，东纠、西纠红卫兵，还有数不过来的中学生，抄一批抢走一些东西。滕××是我们邻居高干儿子、东纠红卫兵的头头，多次来抄我的家，一群人都带着大口罩，抄家就是为了白捞东西，因为他了解我们家有照相机、录音机……
       这时的四合院好凄凉啊！风吹树叶，阴雨天滴滴答答的响声，冬天大雪，西北风如老牛叫，这个四合院热闹过、冷清过、团聚过、也分散过！如今凄凉萧瑟冷冷清清。忽然，抢占房子开始了。进来一男一女，男的三四十上下，女的三十多岁。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，姓姜。他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，你家房多人少。”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，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，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，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。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。
       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样的，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：“我姓刘，共产党员，西屋姓姜的住了，我来要你的南屋。我是老少三代……”这家搬进来，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。然后又来了房管段的人，这时房契由国家管。当时我和婆婆心里害怕，神情紧张。我对婆婆说：“共产党员搬进好些，咱们这一家还有一点保证，祖光还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。他们是党员，总比搬来那浑不懂事的红卫兵强。”房契强令要走了，可房捐还得交。这两家人搬来也是白住，一切费用都不交。他们真不知节约，大灯泡一百瓦，照得亮半个院子，而我们只用十五瓦小灯泡。
       我被关了一阵子，大抄大抢后，被放回家，但天天要上班，祖光仍被关押在牛棚里，不放回来。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和婆婆，我们不敢于大声说话，挤在东屋，北屋墙壁都被砸烂了，房顶也被捅了洞。满屋子乱七八糟，没法下脚，我不想进去看，我们太伤心了。
       搬进的这两家人却和亲朋好友大说大笑。他们的孩子在院中踢球，砸坏了玻璃，我们不敢出声。两个儿子生气要质问他们，我和婆婆拦住说：“千万不要。他们搬到咱们院子来，就是咱们邻居，要忍耐……你爸爸回来一切就好办了。”他们抢占了我们西屋、南屋，还想占我们的北屋。但堆满了东西下不去脚。那个姓姜的站在窗外向里看说：“这屋里可以收拾一下。”意思是他想进去。我说：“这屋里不能动，得等祖光回来，他不来连我们都不进去。”人就是得寸进尺。他们随便用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我对婆婆和孩子们说：“行了，只当被抄家的抢走了。
       大串联过去了，祖光被放回来，打砸抢也过去了，大伙靠边站。祖光去了干校，又有街道上的人来看房子，可能还要挤进来。一个在房管局工作的姓侯的朋友动员我们说：“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换成楼房了，不然随时都可能再挤进来抢占房子，你们北屋和东屋这两边房子可以换成四间楼房。”
       老侯的动员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我舍不得这四合院。祖光碰见著名京剧小生叶盛兰说他也搬进楼房了，因为四合院老有人惦着白占房子，主张祖光去住楼房，安静，关上门谁也找不找谁。我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，感情上舍不得是主要的。可不搬走，这所房子也被糟蹋。挤近来的人在院里盖小房，砍树，拆墙，眼看着也伤心。祖光多次动员我：“身外之物全可不要，房子再好你不也睡一间吗？再说，文化大革命是全国的，不止咱们一家。咱们离开为好！”街道上来人都是很凶的，吓得我心跳。眼不见，心不乱，狠了狠心，1967年初搬到和平里十四区两个单元四间房。
  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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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搬家是件很伤脑筋的事，尤其是祖光他从香港回到北京，买了这所房子，又从上海接来了父母，一心把这四合院修建好。想不到一个个运动整他，政治上害他，经济上卡他。眼看着这四合院，心里是很难受的。可他不说一句后悔话，也不埋怨一句，他对财和物总是看得很轻。祖光放弃了在香港的舒适生活，带来在国外挣的钱，在国内买四合院，怎么能逼我们搬走？让这些人住呢？我认为太冤了，也太不公平了！
       祖光和我商定搬家后，日夜收拾东西，我把零零碎碎的装进纸箱，儿子找来了同学帮忙，当时我和祖光都是审查对象，亲朋都不敢来帮忙。儿子的同学马小力父亲为人好，马大爷是搬运工人，他们是劳动人民，什么都不怕，全家热情地来帮忙。一些搬不走的东西，自然就给马家了。
       人就是“善财难舍”。抄家时抄走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，连问一声都没有，眼看着大口罩的红卫兵明抢、明拿。特别是那个姓滕的干部儿子，他随时带来一帮东纠红卫兵明是抄家，实是抢东西，现在把搬不走的大批东西送给人，落个人情。来院里掏大粪的师傅，我把床、沙发和一套木器都送他了。没有人帮助出车，只在东单三轮车站请了十辆三轮车。
       祖光骑自行车在前头领路，浩浩荡荡十辆平板车成长龙式。祖光为了让他们别太累了，有意慢慢地蹬车。用了两天总算把东西搬完了。多难哪！我想把澡盆搬走，把搭走廊的门窗格子搬走。祖光不肯，他说：“你把一所四合院都不要了，还心疼这点东西吗？有人搬进来住，又要叫人费事再修理……，’我都依他了，祖光哪里知道我们搬走后，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，大房子改小房子，北屋、东屋、小过房都搬进了人，而且都是私分。我都看过了，太伤心了！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，院里的树全砍掉了。从进门就搭起了小房子，成了破破烂烂的大杂院。有人说：“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，有这个庙可就不是这个神了。”
       和平里这边祖光也受不少累。房子是新盖的，但因文化大革命，分配来的干部还没有搬来就被打倒了。房子被大串联接待红卫兵站接收了，地上铺稻草招待串联的人。房子脏得下不去脚，气味难闻，地上堆满稻草，到处是脏布条，羊屎蛋。墙上画的乱七八糟：“革命无罪”、“造反有理”、“打倒走资派”。祖光跟两个儿子一起打扫这间房，先从窗口把稻草扔出去，又用平板车推到垃圾站。这就搞了近一个星期。
       从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进这仅有四间的单元房，我觉得人了鸽子窝，心里可憋闷了。
       住在这接待红卫兵的房子，看着墙上写着“造反有理”、“革命无罪”的痕迹，我想着当时的情景。那是1966年红卫兵串联闹革命，我是到处打骂批斗被审查对象。每天我都被他们叫出来打骂，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干什么的，为了表现他革命，举手就打。
       那时祖光被关在他的机关牛棚，我留单位审查。单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联，留守人员在家接待红卫兵。单位大屋子排演场全腾空了，地上铺稻草，草上是麻袋，当中一条留出走路。我们单位接待的是南方来的红卫兵。北京的冬天冷，冻得一群孩子缩着身子挤在一起，好可怜哪！单位动员给红卫兵捐献衣物，我把棉裤、棉袄、毛衣、毛裤、被子、毯子、棉鞋都送出去了。
       我想谁家都有儿女，他们太可怜了。他们中间还闹了很多事，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，男男女女为了争风吃醋大吵大闹打人消气。我给他们生炉子，打扫卫生，他们在墙上写“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！”和平里这刚刚盖好的新楼，也搞得这般光景。这叫文化大革命串联。
       这时我和祖光可以回家，住在这四间小房，不久我又被送进牛棚了，两个儿子上山下乡走了，女儿跟着带她的阿姨走了，公公已在“文革”前去世，家里只有老婆婆一人。这时我闭上眼想谁呢？丈夫他心宽能想得开，我可放心。老婆婆有知识经过大灾大难，能忍耐，我也放心。两个儿子上山下乡，年轻力壮，能吃苦我也放心，小女儿跟着张阿姨去她家，带去了钱和物也不会受苦。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怎样对待审查我的这些“群众”吧。
       我被关了一年多回来，已是1971年底，忽然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冯素英动员给她腾一间房子，而且指出要四间中最大的一间。我前脚进门冯某后脚就逼我腾房。她那黄脸上的薄嘴唇可能说了。她说：“论阶级我们是红五类，无产阶级，论革命我们是造反派，论人口你们家现在只有三个女人，我们三口人占一间，这是合理公平的吗？再说你们是被抄被斗户，要不是为了革命，你们叫我搬进你们这里我还怕受牵连呢？”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，我说：“你不该要我腾房，你们这么革命还要非挤进我们家吗？”冯某板起面孔说：“对，这就是革命需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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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派出所的户籍警还不错，他对冯某说：“你想搬进新凤霞的房子，等她下个月从干校回来再说。”冯某表面答应了，可是她天天来找婆婆，老人实在受不了。今天她搬来一个炉子，明天拿来一卷破席。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能卖的找到张自忠路委托店，请他们来我家帮忙，把屋内家具卖掉了。
       1974年我的二儿子吴欢从黑龙江兵团回来，他是得了肝炎回来养病的，我把他爸爸的大衣、棉裤、棉被给他用上。冯某住进我们单元，老是鬼头鬼脑偷看我们家的情况。一天深夜十二点多，有人砸门，我们一家吓得一动不动相互看着，婆婆指着冯某那屋，我明白了，准是她又在捣蛋。我起身开开门，五六个警察手提着电筒进来问：“吴祖光回来啦？”我心一愣，我还以为真回来了，用力向四周看，跑下两层台阶。警察很凶地说：“你们都出去！”女儿和婆婆被他们推出站到楼道，儿子吴欢躺在床上。警察看见床上躺着人说：“这是谁？”另一个说：“吴祖光。”他们野蛮地进了我的房里一个上去掀起被子，看见是我是儿子，有点心虚了。我看他们这样无理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相互不开口，看看冯某那屋，
       我明白了。大声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说吴祖光回来了？”没想到他们说：“有人汇报说吴祖光回来了。”我知道是冯某汇报的。气得上前一步对准码某屋大声说：“吴祖光回来了又怎么样？现在受审还没定性呢，住在我们家屋里，水电费一个钱不拿，还偷偷地害我们。”我说着出门对着婆婆、小女儿说：“进来！为什么让我们家的人站在外面！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，咱们刨刨底，还不一定谁是资产阶级呢？”我理直气壮，冯某躲在屋里不出来，警察一声不响。
       我又说：“你们看看，我儿子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探亲。他有病啊！你们闯进来好像是抓特务！”警察一个个灰溜溜的，我又大着胆子说：“我是受审查，可是你们来我家可有单位的信，我有组织。吴祖光在干校，现在多少人在干校，难道你们都去人家在夜里搜查吗？汇报的人你出来，当面说说见见阳光！”我问得他们无话可说。
       冯某一直没有出屋子，警察们一声不出，亏心的下楼走了。我对准冯某屋子说：“以后你放明白了。我们受审没有定性，再要像老鼠胡串，我就让你搬走！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换来的。房权是我的。”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摆摆手，我也摆摆手说：“别怕，我明天去干校，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费水电费。住在这里一文不交，还想捞点什么政治资本！说好了，政治运动过去了，一切都要算清楚，我相信国家不会剥削老百姓的，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负老百姓。咱们是朋友，是邻居，就知点趣。革命暴风雨、打倒、油炸、炮轰时期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审查会有结果，是什么问题自己知道，以后大家互相照应。”我这一大串话是对着冯某的门说的。
       她一声不响，也不出屋，从此冯某也不那么凶了。我心想她是家庭妇女，丈夫是党员，有时借用东西，跟我老婆婆还说谢谢。只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我们这，我在干校也放心。想想马家庙那家姓姜的还算好些了。只是冯某她嘴里不断说：“我们是红五类，无产阶级……”好讨厌！
        我从大兴县天堂河五七干校回来，调到西城区挖防空洞，比在干校不能回家强多了。每天早晨顶着星星出门，晚上披着星星回家。跟冯某很少见面，也就井水不犯河水。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电一文不给，我也不为这事跟她纠缠。
       1976年唐山地震，北京受了影响，我躲地震去了河南。就在这时，给祖光分配了房子在东大桥。这次搬家祖光没有通知我，他一人搬好了家，从河南把我接到北京。
      1978年政策落实，我和祖光几十年错划右派的冤案平了反，我们全家高兴极了。祖光最可贵的是，记者、编辑都一个个来约他写有关1957年错划右派的回忆录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。祖光说：“我不写，这事过去了，没有再写的价值了。”祖光一个字也没有写。
       我从河南回来，房管局办公室的同志来谈关于私房落实政策的事。当时因赵树理去世，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山西，另有安排；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饭店，要求把房子修缮成原来的样子才搬回去；老舍先生虽早去世，夫人儿子也都在北京，要求回原来的房子。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对象，房子都被人抢占了，改建得乱七八糟了，再恢复需要大工程。
      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多次来找祖光说：“马家庙这所房已经住进七。八家，房子拆改得乱七八糟了。如腾空再修缮，国家得拿出几十套楼房钱。你如果放弃这所房子，就给国家解决很大困难。”祖光厚道，他从来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什么，为了国家他可以付出一切。同那些想尽办法从国家手中要这要那，争出国要待遇的人一比，祖光的为人多可贵呀！他动员我放弃四合院，住楼房。我说：“国家困难这是自己造成的！闹革命，好好一个国家，左一运动，右一革命。国家整的穷了，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。咱们一起买房的人，不是都决定要回空房，房归原主吗？咱们更有理由，我被整成残疾，住平房四合院方便。国家自己整的自己承受，我们是受害的。”
       最后，祖光还是同意写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信，收回很少象征性的钱。至今我仍说祖光太傻，把四合院让出了，住房还自己拿房钱！祖光从没有一句怨言，他说“全北京不都是这样吗？只有个别人有办法要回原来的房，咱们哪儿有这个功夫？”
       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各方面“落实”政策，私人房产落实政策负责人李某，亲自找我和祖光合计如何落实。并举出了几家房主，诗人艾青、作家老舍先生及赵树理、京剧演员张君秋、赵燕侠、马连良、谭富英等等，房产归还是十分困难的事。国家十分困难，每个院子都住了很多家，有的一户三代人，两代大男大女同住，如果把房户搬走会给国家增添非常大的困难，如我们的房已住进八九家人，要把这些人家迁走，国家要拿出大批房来。
        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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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 国家实在难办，因为不是一家的问题，祖光是个忠厚人，他看见房管局落实政策干部说的实在难，也想到全北京市房产落实要国家付出多大代价。祖光跟我商量，如果咱们放弃四合院，有几点好处：(一)是给国家减轻负担；(二)落实政策的干部也好说服别人，工作好开展；(三)咱们如回四合院，两个儿子都成家了，两个儿子，两房儿媳，孙子、孙女两个家庭住在一起，要你当这个大院的院长啊？你身体又受了伤，行动不方便，更不能操心受累。现在就要按照现在的新式家庭住。两个儿子他们单住，要求咱们住的离儿子不远，住单元房省事，问题也都解决了。
       我一切事一向是听丈夫的，因为他忠厚，总是先替别人想，我也就无理可说了。
       看好了东大桥一套四间房子，另两套居室，两个儿子各住一套。他们各自住离我们近，十分钟就来了，随时通电话。两个儿媳妇也都有好工作。大儿子生个孙女，二儿子生个孙子。孙子、孙女也都听话，上学用功不叫我们操心。
       我们家有现代化的传统，我的老公公是最早教英文的教授，因此一切新式，他有11个子女，都是青年自立，自己成家立业，都是国家重要干部，我们的两儿一女也是青年时就自立。
       他们从小上学因受父母株连，被看成出身不好，处处受歧视，不许上大学，不许入团带红领巾，但我的孩子用功上进，四人帮被粉碎都上了大学。大儿子吴钢在鲁艺美术学院毕业，现是艺术家，在巴黎。二儿子吴欢在电影学院毕业，现在中央电视台当编导。女儿吴霜不许上中学，她自学了大学课程，第一次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中央音乐学院，又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深造。
       儿女们都各自刻苦独立。我和祖光也都落实政策平反，祖光体谅国家困难不搬回四合院了。
       在落实政策干部的“动员”下，祖光写了一个“自愿”把王府井马家庙九号四合院捐献给国家的信。然后，在儿子们都不在家，我又在河南的情况下，他一个人搬了这个家，多么难呀！在没有一个人帮忙和支持下，祖光又雇了十几辆三轮板车。他一人骑着自行车跟着平板车大队搬家。儿子、女儿说：“爸爸是个老英雄，我们就是在家也插不上手。他也看不上我们干的活。”这么大一个家，东西这么多，一件件，一样样都要经过祖光安排摆放。
      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劳动改造深挖防空洞长达7年，身心都受了伤，手腕膝盖都有伤，气候一变化，关节疼痛。怕冷，喜欢暖和，祖光看了房子先把我的桌摆放在向阳的窗子暖气旁。为了开门关灯方便，都为我换了顺手开关。要说我们夫妻是国家干部，说实在的，任何事我们都没麻烦过组织，也从来没有沾过组织的光，自1949年直到现在没有住过组织上分配的一间房子，也没有用一件组织的家具。
       我们的家搬定后祖光亲自去河南洛阳市六一三军医院把我接回北京。祖光处处都设计得为我方便。我不能坐低的沙发椅子。书桌上台灯、电风扇、时钟等样样顺手。笔纸、画画写字都准备得方便、好用。书架上我爱看的书都是他亲自摆放一伸手就能拿到。
       自我做了吴家的媳妇，四十多年，祖光从来没有跟我发过脾气，也没有为什么大小事争吵过，总是谁对就依谁。但为了这所四合院，我经常留恋说：“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，王府井好，是金子地带，你替房管干部着想可我的身体谁管？”
       祖光气火了：“我管！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让人家佩服，不沾一点国家的光。”
       现在我们住的楼是五层楼，我住四楼，对我这个腿受伤的人，上下楼是十分困难。但我这个人从小就习惯以苦为乐，我认为这也好，要逼我下楼锻炼，克服困难，也是生活中的动力，正是因为四层楼，我必须慢慢上下，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动治疗。看来这个四楼是我终生的住处了。可是身在四楼却永远留恋着我的四合院，四合院曾经给我最大的幸福欢乐，可是永远忘不了那时的中国自己伤害自己，成了血山火海、盗匪横行的世界，我和我的全家都经历过来了。